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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談坐隱── 杜詠琪 這是我們要的平衡,或這只是對我們的制衡

文: 喬亞

相片由澳門文化中心提供

(文章含部分劇透,慎入)

(題出林蔚昀《平衡》)

一、

10 年前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提督馬路與白朗古將軍大馬路的交界響起幾下槍聲,澳門的一個新時代由此開啟。

翌年起,特區政府推出「現金分享計劃」,人人有錢分永不落空,鄰埠人聞風而至爭當「澳門居民」,之後每年的施政報告,各種「派糖」措施更是源源不絕加碼,如此高福利、低稅收的地區,世上沒幾個能出其右。此外,每逢「五.一」、「十.一」、回歸紀念日等日子,政府皆斥資幾百萬舉辦一系列演唱會、體藝匯演,廣邀明星名人,美其名曰與民同樂。大概是澳門人本性善忘,加上博彩旅遊業越發蓬勃,坊間一片歌舞昇平、欣欣向榮,曾經激烈過受矚目過的社會運動,似乎一度失了方向。

直至2013 年6 月30 日,一群澳門的年輕人向社會交出一份答卷。

二、

《手談坐隱》的故事,從一場棋壇的經典對決,以及一段關於社運事件的回憶中展開。怎麼聽怎麼覺得兩件事風馬牛不相及,不過觀眾正正好奇它們如何連繫。


「其實這樣做也有點任性。因為當初答應過朋友,把社運這件事放進劇場,試試看可以有什麼火花,那我就開始不停想,社運是什麼呢?它像一場博弈──」


「博弈」本意就是下棋,後來被引伸至應用數學、經濟學、國際關係等不同範疇。簡單來說,競爭各方為了達到各自的目標和利益,必須考慮對手各種可能的行動方案,並力圖選取對自己最為有利、最為合理的方案。不一定贏,或輸,關鍵詞是「利」字。

「──於是便想起了吳清源的故事。吳清源是一個打破規則、打破既定的人,當時覺得時下年輕人不也是這樣嗎? 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面對棋壇最有份量的老前輩,他怎麼挑戰? 是不是只想贏他? 還是要開創一些新局面?」編劇杜詠琪和我坐在小泉居裡,在吵鬧的人聲之中吃力交談。


杜詠琪構思劇本的時候,本地社運領袖蘇嘉豪所著《六三O的日與夜》一書剛出版不久。她正好有在現場經歷那次事件,印象深刻,遂決定將之寫進劇裡,順便拿這本書作參考。「有點個人書寫歷史的心態在。」她不好意思地笑。


事實上在一個行政主導、由上至下政治必須正確的社會裡,連上課提及香港「佔中」的老師都被建制派報章指罵為「荼毒學生」,可想而知,這一頁政治史從來只有也只能由個人書寫。但思想是顆種子,既種下必生根蔓延;由2013 年的6 月到2014 年5 月,剛好一年的時間裡,澳門的社會運動經歷了躍進式的發展,姑勿論導火線是牽扯到切身之「利」才引發萬人空巷,單從結果上來看,「光輝五月」一仗無疑是勝利的,它成功迫使政府暫時撤回高官離補法案,也令二萬顆星星閃亮於立法會前草地的一幕,至今叫人感懷。


三、

那一年澳門的民主歷程確實有過一剎光輝,可惜似乎就到此了。同樣是2014 年,澳門民主派內部矛盾擴大,新老不容,終於分道揚鑣。之後幾次遊行,事前風風火火、全城鬧爆,有些更被寄予續寫「光輝五月」的厚望,結果卻都未如人意。10 年前的槍聲,10 年後絕無機會再響起,因為所有集會遊行皆「秩序良好,過程順利」,訴求不再是交通、就業、政制改革,而是「收樓」、「繼續派錢」。


這就是劇中想談的「中和」、「平衡」狀態嗎?


「現在回看,確實有點事過境遷的感覺⋯⋯那種熱血和衝勁好像不同了,但可以用一種更冷靜⋯⋯畢竟事情發生了那麼久,已經可以『反省』了。澳門已經靜了下來,過了行動那個點,但並不代表沒事發生。你不覺得社會的聲音更平

均了嗎? 不只是一群人特別多話,而是不同範疇有不同人在說話。為社會發聲不是某一類人的專利。」杜詠琪說。


也許我比較悲觀,總覺得如今更像一種「不上不下」、「停滯不前」的狀態,而不是一種平衡。不過,無論哪個時代,不管再多理智的分析、精密的計算,希望達致什麼樣局面,最終總逃不過「人」這個最大變數。


就好像戲劇的反轉結尾一樣。局裡鬥生鬥死,局外卻有人坐擁漁翁之利。「被消費這件事,你可能覺得悲觀,但一個社會就是這樣。互相利用也是一種平衡。」


忽然想起中學時做過一套動作,是兩個人面對面手拉手,然後開始往下蹲、往後拉。雖然是在角力,但畫面呈現的卻是詭異的平衡狀態。甚至在上面施壓,結構也不會散掉。


好吧,不得不承認,杜大編劇又說對了。

手談坐隱──杜詠琪

製作經理/演員:馮劍峰/演員:李芯怡、朱健斌/音響設計:陳銘健

化妝設計:張嘉文/舞台監督:麥志輝

四、

杜詠琪大學畢業短短三年, 但作品已頗豐,最為人熟知的當數入圍臺灣金馬獎的電影短片《撞牆》(主辦方的臉書宣傳這樣形容:「行過金馬獎紅地毯的年青編劇」),劇場作品則有《自鳴鐘擺的兩端》、《善豐善豐》、《再.見之

時》等等。除了《撞牆》之外,我沒有看過其他的(對作者坦誠這個事實,實在太難以啟齒了),但作品簡介似乎都指向了一些沉重的時事話題。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杜詠琪好像呆了 一呆。

「咦⋯⋯是嗎⋯⋯」第一反應。

「我承認自己是有一點點嚴肅⋯⋯我知道大家都有很多生活上的壓力,跟朋友出去吃飯也不會想很正經地聊社會時事,就算聊也大多是『食花生』的心態。但這話題是要講的呀,不吐不快。那我惟有藉劇場去講。也有可能是我不夠聰明。幽默感是聰明過剩的結果,有智慧去面對這件事,才能開它玩笑。但是是我沒有,還是這個時代也沒有呢? 我也不懂回答。」 「生於什麼時代,就有什麼樣的作品。」她最後說。

這大概是那句「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的另一種演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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