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的幽靈——從臨時藝術社區到一個人的社會（節選）

文：滿宇

藝術是朝向自覺的通道，不是為了搞創作，與為了回應自身偶然性的遭遇所發明的日常行為症狀，在本質上並沒有區別。

UBAA《臨時藝術社區》2017 - 2018

從一二年二樓出版機構的實踐，比如《夏建強畫冊》、《六環比五環多一環》(5+1)，一線記者的紀錄片項目，再到《居民》、《臨時藝術社區》，都是在宏觀結構現場中人的遭遇來展開工作。更多預設的是作為意識的主體這樣一個前提。而在無名者實踐第二與第三個緯度中，觸碰的是包含了宏觀結構性現場的主體現實，或者用無意識的主體（相對意識的主體）、能指的主體（相對所指的主體）、非理性的主體（相對理性的主體）來描述。這並非正反的關係，而是類似莫比烏斯帶的連續體。主體的現實是宏觀的社會秩序（比如語言、法律、階級、地域等等）與個人偶然性的遭遇過程中，在身體層面的現實重組（就像語言跟言語的區別，一個是規則，一個是與個體緊密相連的用法），也就是反過來，不是在社會秩序中人的問題，而是當秩序落在具體人的身上時，主體的現實是如何運作的，這才是遭遇的全部含義，而這樣的行為回應與現場才構成了我們的社會。這樣我們才能相對更為精確的討論為甚麼政治正確常常也會滑向一種暴力關係。為甚麼作為神經症的主體，有著不可抑制的極權趨向。如果我們的實踐只是專注外部的現場，那麼對現實的理解有著大量的殘缺。就像一句諺語：對一個人有著美好的想象，是因為你離他不夠近，這樣的人設坍塌隨處可見。一個老師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能讓他的學生們成為狂熱的法西斯，不是用人性黑暗，或者沒有培養出獨立思考能力等等這樣的套話就敷衍過去的。也不會疑惑一位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為甚麼會在春節期間自殺。這樣我們可以在另外一個意義上談論社會危機的含義：主體性的危機。這個並非在廣泛的社會矛盾激發的時候才會出現，即便衣食無憂的歐洲年輕人也會成為ISIS或極端教義的粉絲，一位殺人犯無差別殺人只是為了讓自己恢復活著的感覺，泛濫的仁波切（靈修）在中產階層的人群中有著大量的市場，吃著抗抑鬱藥的公司老總，直播自殺和死媽求讚的主播，強迫性掰斷家裏門把手的政府審計，精神分裂的富二代，生活態度嚴謹認為自己在超渡（連環殺死）病人的醫生。在這個意義上並非經濟危機，或者人道災亂才是社會危機，而是我們一直處在危機中。

《一個人的社會》田野工作會議現場徐琳瑜 2018-2019

回到《居民》項目，最初發起的初衷，是針對珠三角藝術生態的現場。作為最早進入改革開放前沿的地區，最早進入城市化與現代工業生產的地區，包括也是各種意識形態的交鋒最為激烈的地區，這裏的藝術家群體基本都是失語的。而發起居民項目是針對這樣的一個判斷，將對藝術一種新的理解和工作邏輯帶進來。這個項目實際上也是一場動員，動員藝術家走出自己的工作室，進入到真實的社會權利生產的鏈條上，而不是在一種妄想式的自我封閉的場域里循環，當代藝術呈現的是行動與社會場域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與作為次級現場的藝術體系。當時我們接觸了接近一百個各種社會實踐的人，希望他們參與，最後四十多人發起了三十二個項目，但實際上真正深入的就五六個。現在我們當然意識到這並非簡單的對藝術理解的問題，往往是藝術家處在自身困惑裏，只是對於藝術家來說，藝術創作的困境容易被看見，但往往可能只是主體自身困境的表徵。項目結束之後，為了回應這樣的觀察，我們在居民的基礎上說：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人來到了城中村。這是針對藝術家自身無名的症狀。在無名者實踐第三個緯度裏：自己是自己的無名者。由於不理解自身的慾望，在不斷更替的遊戲裏，將自己的生活呈現為不可知的命運。或者反過來，耗盡了滿足的預期，通過停滯在否定裏（就像厭食症患者靠吃空活著），而陷入抑鬱（為了敘述的方便，大大簡化了實際的情況，具體到個人的時候千差萬別）。但直到項目結束一年以後，我才意識到當時對藝術家工作狀態抱怨的不公，我忽視了每個藝術家具體的情況，所以我在一首歌詞裏說：我在生活中看不見別人的猶豫，我在行動中看不到自己的遭遇。這兩句說的是同一件事情，雖然是不同的對象。

《D民檔案》論壇劇場王楚禹《共享之域》 2017

2017年為了接下來的項目，同時也是為了回應「自由個體的聯合」究竟是在怎麼樣的意義上，我們借鑒了精神分析的術語，用「聖狀的聯合」作為副標題。聖狀一詞是拉康的術語，本意是描述精神症結構的人通過發明新的實踐（必然是創造性的行為）方式扭結自身散落的主體結構，以不至於發病。這裏把它泛化成個體面對自己的偶然性現實，去創造自己行為方式。講者余一文通過對柄谷行人關於四個交換的解讀中，談論在一個平面的聯合中如何能夠與異質的主體相處。當時的講座預告詞：關於自由個體的聯合一種更為深入的理解，以避免內外實踐的困境。單單一個講座當然不可能解決問題，但這樣的觀點隨著時間過去顯得更為必要。為了實踐充分的民主，在過程中對制度設計反覆調整，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任何的設計都沒辦法涵蓋一個人對另外一個異質的主體（比如各種少數人群，與自身趣味或者行為相異的人）在感知上的排斥，這並非單單是一個平等教育能夠解決。主體在自身的主體間性的框架內，事先已經做了裁判，外化為感受、情緒、包括對意義的解讀。開放平台的姿態，往往只是在同溫層中運作，當需要擴大為更為普遍性的現場時，齊澤克所描述的那些真正的社會異類怎麼面對呢？那些流氓無產者，各種失敗者，抑鬱症、妄想狂、宅男、露陰癖、SM、酗酒和吸毒的人、絮絮叨叨的人、不在NGO視野裏的三和大神和殺馬特呢？秩序一定會在內部生產異類的主體，當然這些只是在次級的認同上能夠描述的社會分類。在更為基礎的層面上，在身體激情的層面上，或者享樂的方式上，大家有著更為廣泛和基本的聯合與行動的基礎，而當下的主流社會秩序（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定會剝奪它。（有個笑話說資本主義是「人吃人」的社會，那社會主義呢，反過來。）這個剝奪是對個體偶然性的剝奪，也是對遭遇的剝奪。不僅別人看不見，就是自身也常常不確定。在外部體現為各種制度的規訓，各種暴力性的話語與眼光，在公共空間政治正確覆蓋了可能指向個人真理的言說，因為那常常是以恨和惡的姿態出現，而這樣的一種反對讓個體可能更加無法承擔自身的慾望。一位強迫性焦慮的來訪者，壓抑他的是倒錯主體結構的事實，他處在實際的異性戀行為中，但無可抑制的慾望就像紙包不住火，已經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他想重組他的身體（自殺），並且他選擇了一個需要大量信息整理與操控的職業，用來壓抑自己的慾望（這樣的行為包括職業選擇對他來說都以為是自然的）。重要的不是做正確（或者不正確的）事，而是你與它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只有對自身主體相對充分的理解，我們才具有面對另外一個異質主體的常識，與他的行為、他的言論、他的趣味相處。博伊斯說的成為一個自覺的人要在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