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寂了那麼久 ――與掬色老師喝著菜乾例湯談的話
文：劉國生
「我沉寂了那麼久。」掬色說，然後沉默。食店的伙計在幹活，收銀阿姨跟食客閒聊，廚房裡爐火和抽油煙機聲音霍霍。
我們點了一點點吃的，劉掬色老師待會兒還有晚飯之約，我們一人一碗例湯，菜乾湯，墨綠色的菜，在草綠的平民大塑膠碗內形成淺淺的旋渦，好大好大一碗，足足有一碗湯麵那麼多。
「所以當Frank（李銳奮）來找我時，我還在想：我做到嗎？我做到嗎？我做到嗎？其實談了一年多，但真正落實是在十月，他來找我。
我是感恩的，要不是他找我我都不會扯返起身，我扯返起身都不會覺得 ⋯⋯
我今早醒來，我覺得真是好，這世界多了一個展覽，而這個展覽是做得不錯的。那麼我覺得，我回到一個自己的責任和崗位上，作為一個想過有意義生活的人，都畀分自己吧。」
訪問掬色老師的過程，總讓我覺得她要說的多於我要問的。完成展覽這件事，讓她尚處於一個相當亢奮的情緒中，但這種短促的亢奮夾雜著做作品和佈展的體力透支，以及完成作品的滿足，讓她此時像一點燭火，眼神、語氣、神情，皆閃燦不定，但又帶著殘影，難以捉摸、定格。
掬色老師，1976 年年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美術學院(Ontario College of Art)，1988 年獲得英國文化協會獎助金到皇家藝術學院進修， 1990 年取得碩士。「其實那時決定去加拿大， 我只帶了很少錢去，少到你無法相信，我帶著八十元加幣過去（笑），約莫是現在的十倍左右，即是八百元加幣左右。那個時候我很勇敢的，很多人覺得要儲到才去讀書，儲得來就沒下文了，我又不信餓得死我。」
「屋企？那麼你有志向去外邊做事不用屋企准許的吧。其實我是一個唔理咁多的人。我從很小時候就很有主見，我不用你認可要做就做。當然我不會為非作歹，只要我 believe 一件事就沒有人可以阻止我。那個年代，通常都會問你想做 artist 你想做畫家是不是想餓死呀？我十八歲說要做畫家，很天真哦，但我覺得很荒謬，世界不會餓得死人的，食飯跟做畫家有甚麼衝突呢？又不是做畫家一定要用畫來維生，我做畫家之嘛，你理得我點生？我做waitress又得， 做搬搬抬抬又得。」
1972 年，當她入讀的時候，因緣際遇，讓她遇上了安大略美術學院體制改革的時期，舊有的正規課程全部取消，新的體制卻仍在一片混沌之中，尚未成形，她自己的形容是：整間學校反轉了。沒有任何可跟隨的人、可跟隨的規定與體系，沒有任何可套在學生身上的塑模，於是她看見了在混沌之中，最壯闊、多樣、充滿可能性的精神狀態。在藝術創作的路上，你無非是，在混沌之中摸索，在空無之中找到你自己的「相」，然後將之做出來、展示出來。
我看世界的一切物象，其實也不過是心象的反映。所有存在於我們身邊，周圍的事事物物，無一不是依從我們的心智塑造出來的，從這裡開始，我們就可以認識到，當觀點超越了光線的紀錄範圍，光線去不到的地方，我們也可以去得到。又或者，在沒有光線的地方，你可以產生你的光線。
我是一個視覺作者，借助探討視覺藝術去認識我活著的世界，同時去認識我自己的力量。我創作的出發點最先是為了令自己快樂。不過學習過程又使我懂得對自己負責，我有責任做好我應該做的事。(《劉掬色：我可以在美術館外 生存》， 2002)
在安大略美術學院她帶著遊戲與質疑的態度學習版畫，在一位很好的版畫老師啟發之下，也識到傳統的版畫，是一種很優雅的價值系統，不過，她也不認為自己曾經質疑「為何一定要張張畫也一樣」的想法是錯誤，她喜歡吊詭的，喜歡反思各種藝術媒介本身，版畫、繪畫，或者裝置藝術，或者藝術，或者設計，之間的分界線，是她加以模糊，她盡情遊戲，界線與定義是她可以反思的楔子。她去學習、鑽研，或者說，去遊玩技術，而藝術本質是關於生命，而生命與生活相牽，因此她以藝術作語言，她要說出一些悖論、一些質疑與反思。提出問題才是藝術家本質應該要做的事。「你不是為別人做事，出發點是為你自己而先的。我懷疑、我不明、咁點呀？我尋找。到我找到的時候，哇！就像佛陀一樣。當佛陀突然間明白生命意義的一刻，無一定的答案，佛陀的答案都不等於所有人都適用他的答案。但當他一人發現了這個答案的時候，他就會說，哇！這個發現， 是該大家都去知道的。I know, I exist, I do. 你發現到一些甚麼都好，當那發現造成了你對一些事物或生命的信念，而這信念你覺得是那麼值得的，你透過這智識知道了這個世界，你會願意讓更多人知道的。當其他人也看到的時候，就好像打乒乓球，我打給你，你打給我，生命就是這樣一個機會。所以我對藝術的定義就是：快樂地去認識自己。你不認識自己是無法子的，你必須去認識！」
掬色所知道的掬色，要創作和教書。從婆仔屋藝術空間仍在婆仔屋的時候開始，掬色老師已經是婆仔屋藝術空間多年的老朋友，她有時候受邀辦工作坊，有時來給澳門本地的藝術家關心和鼓勵，但因為身邊最重要的人的病，她已經多年沒有「說話」，但她仍然堅持教育，她堅信需要為現在充滿教條與框框的藝術教育帶來一點點腦震盪。她將教育當成是她另一個「作品」。「我會 set 一些範圍，舉例，我會要學生選一個生果，可以是他們喜歡或討厭的。你就當作你是一個外星人，突然降落地球，你當你不認識這個生果，你要裝作是蒼蠅伏在其上，裝作是螞蟻一樣爬上去，一直鑽進去裡面看，你要盡量認識甚麼是芒果，你拍照也行、畫也行、 想像也行甚麼都行，要做好多 research，然後在 research 裡你要整合你對芒果的各種收集，形狀、香味、舌尖的感覺，drop down 的 notes， 形式、皮和汁 ⋯⋯」
她為一些學生帶來了莫大衝擊。她模糊界線，在壁壘分明的教育界之中，挑戰。有導師教卻學生不要有性格，要全面迎合市場口味，要掩蓋個人風格。如果問怎樣幫到學生，她認為是方法的問題，方法有無非順與逆，順者就是你看到哪一個人已經很「易切」，那麼就順著他的興趣去幫，逆著對另一些藐藐嘴的學生，那麼就去挑戰他，超他。「不需要甚麼不甚麼 designer，你只需要是一個Artist 就行了。你做 design 又得，不做design 又得，你要有那個 knowledge，要有判斷力，你要有對自己有信心，要有美學的判斷力，講到底就是你要有看法。」
在掬色老師的個展《改善生存的十項建議》中，她試著拋出了一些看法，又給予一些可能的答案，並不僅是外星人對於茄子或是罐頭蕃茄的看法那麼簡單，當中也包含了一些嘗試在面對死亡面前，愛自己的努力，從而希望愛世界的努力。佈展莫名帶著一點潔白，與安靜，她用了較溫和的語氣來企圖訴說十五年沉寂間沒能訴說的話，以致於，致開幕辭，她當場便流淚了。
「為甚麼上天要她走呢？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有一些課題需要學習，當她還在的時候我學不到。因為她在的時候，我甚麼都不需要我只是跟她在一起就行了，我沒有覺得創作那麼重要。她病的時候，我轄出去了，甚麼都不要做。她過身之後我更加沒有力量去做。但和她一起的時間我認為我是跟現在很不同，這中間我失了二十磅，以前我還很飽滿、精神的。97 年我做完個展她就開始病，後來有兩年很危險，好像過山車一樣，她身體病到這樣，之後又站起來，居然又無事，那麼我就有兩年狀態稍好一些，零二年我為甚麼會來了澳門，就是她突然好了點，那麼我就跟阿鬼( 黃仁逵) 過來澳門。零四年她沒了，我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其實到現在仍是。」
生活。創作。 在死亡面前。 生活。創作。
「我depressed 過了，不過我真的很感謝藝術， 要不是我做藝術我已經不在了，我是靠藝術來撐住的。所以當Frank來找我時，我還在想： 我做到嗎？我做到嗎？我做到嗎？這個展覽，到你要做的時候你去翻自己的檔案，才發現原來儲了那麼多東西。我信手就能拿到好多東西出來做，我現在只做了還不足十分之一的東西，即是這樣的展覽我還可以做十個，或是十項建議分成十個展覽。」
「我今早在想，我怎樣下去呢？我要將我的創作做得，更加 ⋯⋯ 更加有體質，更加有我自己的⋯⋯」
然後，她扒一口飯，夾一撮油菜，再喝一口菜乾湯。
